來源：深幾度    作者：吳俊宇

從收錄機到電視機再到今天的智能音箱——各領風騷20年。

每個20年，收錄機、電視機和智能音箱作為家庭場景的核心，引導著中國家庭家居中心的轉移，見證了中國家庭結構的變遷。

在這種變遷之中，我看到了集體主義的退潮和個人主義的崛起。

中國后現代主義研究者汪民安在談論80-90年代的中國時感慨：

在幾十年前，我們既沒有私密空間也沒有公共空間。我們的私密空間就是公共空間。人們暴露了一切……城市中一家好幾口人都睡在十幾米的房間內，哪有什么私密空間？ 

然而，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 伍爾芙吶喊“要自由，得先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在她看來，一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的話，那她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這間房子不是丈夫買的，也不是父母送的，而是自己靈魂自由的小窩。

我再沿著汪民安的理論進一步延展——經濟的發展不僅讓都市中暫時獨身的青年以及“兩人小家庭”逐漸取代“大家族”，也催生了中國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崛起。

從“集體狂歡”到“個人精神”，家庭生活中心不斷遷移，家庭信息的交流也經歷了由“信息獲取—分享”變為“信息挑選—獲取—反饋”的過程。

換句話說，個人意識的覺醒讓人們不再滿足于純粹獲取訊息，發表觀點、表達自我成了新的需求。

過去收錄機、電視機這種“分享式”集體主義的家電設備逐漸淡出視野，而智能音箱這種允許表達需求、可以與使用者“交流”的、代表著個體崛起的設備正在滲透進生活之中。

智能音箱，正在殺死集體主義，帶來個體崛起。

收錄機中的集體騷動

80-90年代，收錄機和大家族式家庭相伴而生，帶來了廣場式集體主義娛樂。

80、90年代，中國家庭中常見的家居設備是收錄機、黑白電視機和單缸洗衣機。黑白電視機相對來說還算奢侈品，在“家族”或“村落”中處于“共享”的狀態，還沒有成為家庭中布局的核心。

當時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還是“大家族”式的聚居，住宅結構都異常奇葩，電視機往往成為這一群體的核心，擺放的位置也是人群的聚集之地。

當時電視信號也沒有那么好，它太過公共，甚至造就了某種公共文化空間——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中《奪冠》所展現的正是1984年中國女排奪冠的一幕。

上海弄堂里，只有小男孩東東家有電視機。為了讓鄰居們能夠見證中國女排奪冠，電視被搬到了公共區域。

東東家的電視信號奇差，需要他爬到屋頂用手舉信號桿，在他多次手抖導致電視出現雪花點后，上百戶鄰居各自從家中拿出了收錄機，堆在一起，去聽女排戰況——因為這樣聲音才足夠大，足以覆蓋弄堂里的眾生喧嘩。

這一幕其實告訴我們，受制于技術，當時真正占據家庭中心設備位置的，其實還是收錄機。

收錄機物美價廉，可以隨時移動，信號也比電視更好。睡覺時可以聽，吃飯時可以聽，做家務時也可以聽，它只要聲音夠大，就能夠被全家人聽到。

農家大宅之中，整個家族可能圍繞一臺收錄機知曉全國大事。中國城市家庭往往甚至不止一部收錄機。

在那個年代，人們的眼界不斷拓展，極度渴望了解國內外政治、經濟大事的變化發展，獲取信息在群體家庭結構中尤為重要。收錄機和電視，就成為信息來源的重要或者唯一渠道。

也有不少家族、集體觀念深厚的年輕人，把收錄機當成社交工具，創造了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集體性娛樂。成群結隊的年輕人手提收錄機，到廣場上跳disco，一度是城市里一道惹眼的風景。

有錢的青年人在舞廳，沒錢的青年人在廣場。賈樟柯電影《江湖兒女》開頭，巧巧和斌斌在舞廳里伴隨音樂大跳disco，一股懷舊情緒便撲面而來。

收錄機+disco，這是當年青年男女們最重要的先鋒娛樂活動，舞步中疊加著騷動的時代氣息。

電視機中的家庭博弈

21世紀初，電視機和三到五口的小家庭相伴相隨，它在重建家庭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電視機、洗衣機、空調成了家庭標配，但是歸根究底，家居中心轉移到了電視機上。

2000年左右，商品房逐漸普及，中國家庭逐漸住進了小區，私密性開始受到重視。上十人的大家庭雖然已經土崩瓦解，然而家族觀念濃厚，形成的還是3-5（2+1或2+2+1）口的小家庭。

客廳成了家庭的生活重心，電視作為重心中的重心，重組了家庭空間結構。隨之改變的，是電視在家庭布局的變化——客廳是圍繞著電視機展開布局的，現代意義上的家庭結構初步奠定。

仔細觀察各家裝修邏輯就會發現，當時現代家庭一般重心都是部署在電視機上面。沙發，餐桌，衣柜，以及墻上的飾物，都以電視機為中心而展開的關聯。在部署家庭空間的時候，電視機的位置必須首先確定，其他家具和配件都和它保持特定的空間關系。

我們很容易聯想起當時一家三口或一家五口制中國家庭的生活娛樂模式。

你幾乎可以回憶起，一家五口在下班、放學之后圍繞著沙發、茶幾或飯桌而坐，一邊享用晚餐一邊觀看新聞聯播、天氣預報的場景。

晚八點之后的電視節目究竟要看什么？這背后其實充滿了家庭權力關系的制衡，也為未來20年后個體崛起種下了“因”。

也許母親的話語權較大，父親和孩子也不得不觀看《快樂大本營》——你換個角度再看，這背后其實是父親對母親的尊重和關愛，孩子在這種家庭長大，很可能因為父親把遙控器讓給母親，便學會尊重女性。

也許父親的話語權較大，母親和孩子也得跟著看《東方時空》——你換個角度再想，孩子或許會因為伴隨著觀看《東方時空》種下想成為記者的夢，此后的成長路徑可能會繞著這條路走。

也許爺爺奶奶占據了家庭絕對話語權，那么這個家庭最后恐怕都得看抗戰神劇——這樣家庭結構長大的孩子或許懂得尊重長輩，在公司中異常隱忍，愿意為工作傾盡全力。

總而言之，電視機的家庭博弈伴隨在80后、90后的成長歷程中，也催生出不同形態的小家庭文化。小家庭中的成員不再滿足于單純的信息獲取和分享，開始有了交流和表達。占據家庭話語權的人，有最終裁判權。

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意識已經萌芽，盡管可能只是“一家之主”，但確實透露出小家庭文化對交流的訊息有了挑選和加工的訴求。

小家庭中長大的一代人在隨后的20年逐漸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即將帶來另一片新的天地。

智能音箱里的個體崛起

今天，以智能音箱產品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產品正在快速地進駐到中國家庭的家居生活中，伴隨經濟和文化的雙重崛起，人工智能產品以更符合個體價值訴求的功能屬性出現并開始呈現出了一些不可缺少的角色。

Canalys數據顯示，百度旗下的小度智能音箱目前已經超越谷歌成為全球第二大智能音箱品牌，并且仍以極高的增速領跑全球。

IDC的報告提到，預計到2019年底，將有39%的智能家居設備配備語音助手。以小度為代表的中國智能音箱品牌，正在借助著巨大的家庭中控權交接過渡期搶占著巨大的市場紅利。

隨著移動互聯網以及智能家居的擴張，人們的生活娛樂愈加豐富——手機、Pad以及冰箱、廚房的帶屏設備使得電視存在感越來越低。

“屏幕”無處不在，電腦、手機可以解決大部分影音需求，隨著智能家居設備演進，連冰箱和整體櫥柜都開始帶屏。繁忙的都市生活讓人們已經沒有太多精力在電視上浪費時間——電視甚至成了周末才可以享受的奢侈品。

作為和互聯網一起成長起來的一代，追求自由、彰顯自我的90后開始邁向社會、組建家庭，不婚、丁克也成為當代年輕人的常態。

與此相對應的是，高昂的房價也讓一家五口模式已經不再現實，中國都市家庭愈加原子化。

一對夫妻可能在一間兩居室中分房住，他們各自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個獨居青年可能占據了一間單身公寓。

最不濟，合租房里還能退守十幾平的獨立空間。“客廳”空間被首先放棄，家庭生活重心由客廳逐漸轉移到臥室。電視在家庭中地位削弱，家庭場景重新構建。

在兩人或單人的生活模式下，只能單純輸出訊息的電視已經不能滿足需求，交流和表達個人觀點成了一個核心訴求。此時語音交互才是整個家庭設備中心，智能音箱成了承載語音交互的工具。

和收錄機、電視機更多是“一對多”的內容輸出模式不一樣，智能音箱是一對一的對話交流，理想形態是私人定制智能助理——它充分展現了個體自由。

使用智能音箱的群體，其實往往是90后年輕人或小家庭。從百度指數之中也可以看出這點。20-29歲的90后年輕人是智能音箱的絕對使用主體，30-39歲的80后則是緊隨其后。

在小度為代表的未來智能生活上，有屏智能音箱正在扮演著家庭中控角色——它可能將成為智能家居生活的中心。

智能家居生活具備“跨場景連接”能力，即家居中發生的交互數據，可以走出客廳，與比如駕駛場景（家里預約出發導航、家里時提醒外出），工作場景連接（鬧鐘上班、提前打開熱水器等），生活場景連接（叫外賣、問醫院等）。

這些場景其實和過去收錄機時代、電視機時代的集體生活關系不大，更多關注自我。

你可以想象這樣幾個畫面。一對夫妻各自在各自的房間中用自己的智能音箱聽著自己喜歡的音樂，一個獨身青年則是在自己的房間中為自己定上明早上班簽到鬧鐘。

即使是一家三口，也是讓孩子獨自在家中和智能音箱喃喃自語。我們很少再能見到一家三口圍繞著電視機席地而坐的畫面。更多的場景是，父母教會孩子如何使用帶屏智能音箱后，讓孩子自行學習探索，家長在遠程看著手機“宏觀調控”。

當場景被重新盤活，則意味著信息入口的商機出現。

這次機會，國內企業絲毫沒有要拱手于國外巨頭的意思。

百度、阿里、小米，目前國內智能音箱的三巨頭正在迅猛發展自身的智能語音對話系統，作為國內頭把交椅的小度助手，合作伙伴數量已經超過500家，小度助手可以控制的IoT智能家居設備已經超過了七千萬，搭載小度助手的智能設備激活數量已達到4億臺（截止今年6月）。

天貓精靈和小愛同學，也在全力沖刺，亞馬遜、谷歌，要想挑戰中國前三，似乎短期內沒有太大可能。

智能音箱的時代，中國家庭變得更多元化了，它不再像過去一樣追求某種中心化的關系，而是更尊重個體、更尊重人——人可以有更多自由的空間。

任何時代個人價值的提升轉變都蘊藏著巨大的商業價值重構。

這一次個體紅利是否可以成為人工智能科技騰飛的驅動力，要看巨頭們能否在服務體驗和商業模式構建之間找到準確的位置。